前 言

刘伟冬

崔雄、邬烈炎和我三个人在南通美术馆举办画展，并取名“回故乡之路”，这多少透露出一些信息：我们仨都是南通人。是的，我们出生在这里，成长在这里，又先后走出了这里。今天，年逾花甲的我们又一起回到了这里，带着我们的绘画作品，向这座艺术之城致敬，向家乡人民汇报。

如果说我们三人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，那就是都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，并在这座百年学府里几乎工作了一辈子。我们的个人成长完全融汇在了学校发展的史诗之中。为此，我们都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。

我和崔雄相识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南艺校园，那时候他正英姿勃发、气宇轩昂，给人一种干练豁达的印象。他在学校从事行政管理工作，后来担任了学校的副校长、副书记，但浑身上下始终洋溢着艺术的气息。后来我们成为好朋友，经常走动，趣味相投。我最终上行政管理的“贼船”也是他的引导。崔雄对艺术的执着令人感动，无论工作再怎么繁忙，他创作实践的步履几乎一刻也没有停止过。他勤于学而敏于行，喜欢思考和琢磨，对他的老师们更是充满了敬仰和尊崇。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新作呈现，他的绘画作品可以说最好地继承了百年老校的传统和精神。

我和邬烈炎在南通就认识，我们还有一位共同的启蒙老师。他跟着她了解世界，我则跟着她学习英语。我第一次看到邬烈炎的作品就是在这位老师家，没记错的话是一张暖调的静物-——鸡冠花。邬烈炎在南通当知青的时候名气就很大，后来到南艺上学留校任教后名气就更大，“老邬的色彩”几乎成为当时美术辞典里的词条，学生们很服气，在全国美术界也算是独树一帜。可惜的是他当了设计学院的院长后，在学院教学、科研、创作的管理上用力过猛，消耗了他太多的画画时间，但学院却在他的带领下跃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邬烈炎终于又回到了画室，站在画布前落实他的意象和色彩。

至于我嘛，我是八四年到南艺读研究生，专修欧洲美术史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当了一名史论老师。其实早在七三年，我就和南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那一年南艺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，在南通有考点，我刚好在读小学五年级，喜欢画画，在黑板报上画领袖的头像不用打格子，在同学中小有名气。我的班主任老师觉得省城来了一批艺术教授，应该把我的画请高手指点指点，当时的老师就有这么一股狠劲儿。于是我们就卷了一卷画来到文化宫，一位杨姓教授看了我的画后给予了充分的鼓励，说我线条勾得好。其实我的所谓画，就是用毛笔临摹的连环画，他还问我懂不懂素描，会不会写生，我一概回答不知道。他要我好好学习，将来有机会考到南艺上学。当时有谁会想到，这个懵懂的少年后来真的去了南艺，还当上了校长。

这次展览，不仅是我们三人作品的展陈，也是我们友谊的见证，同时也热忱地期待同行和老乡的批评指正。我们的老校长刘海粟先生曾题画云：“丹青不知老将至，画不惊人死不休”。客观地说，时间老人的脚步声我们已经听得越来越清晰了，我们是万万不敢以画去惊人的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那就是在艺术道路上，我们的追寻也是不会停止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