认真的“坏画”

——关于周宪耀的艺术

文∕杨卫

自现代艺术从文学等叙事的附庸中解放出来，艺术便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。其中，以“达达主义”掀起的反艺术思潮，也被纳入艺术发展的必然逻辑，得到了长足发展。最典型的例子，就是波普艺术的诞生，把非艺术的元素作为艺术进行表达，渐成创作风尚，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的发展。而在这个发展轨迹中，与波普艺术多取用现成品和流行符号不同的是，还有一条艺术线索，是以绘画本身来解构和破坏绘画，此被批评界称为“坏画”。

所谓“坏画”，不是指画坏的画，而是指一种创作的立场和态度，带有某种玩世不恭的意味，包含“坏蛋”的意思。它主要源于北欧和东欧，以德国艺术家维尔纳·巴特纳（Werner Büttner）、马丁·基彭博格（Martin Kippenberger）、阿尔伯特·奥伦（Albert Oehlen）等人为代表。90年代以后，中国艺术家也开始关注时易世变的社会形态，将动荡不安和支离破碎的现实纳入艺术观念，加以戏谑性的表达，由此催生出一种中国式的“坏画”。艺术家周宪耀就是承接了这样一条创作路径。

周宪耀80年代开始学画，受当时“新潮美术”的影响，他早期作品借鉴了后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诸多风格，一开始就具有某种现代派的创作观念，如画面人物的造型夸张变形，笔触粗犷豪放，肌理厚重斑斓，色彩主观臆断，等等。这些具有现代主义意识的审美趣味，被周宪耀吸纳成自己的艺术思想，由此奠定了他的语言基调。此后，被时代潮流裹挟，周宪耀曾下海经商，期间经历商海沉浮、人事沧桑，使他对社会、对人性等，都有了更加深切的体会。因而，当周宪耀于新世纪再度回归画坛，重新拿起画笔时，他的内心早已经千疮百孔。故此，用画笔弥补内心的缺乏，表现社会的跌宕，就成了周宪耀艺术创作的核心内容。

与之前关注人体等艺术题材截然不同，周宪耀后来的创作更加侧重于社会性表达。这当然源于他的现实体验，即多年的社会参与和生活观察，使他看到了现实生活中太多黑白混淆、不明不暗的事情，尤其是社会变迁带来的精神迷失与情感割裂，给他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。因此，用画笔渲泄内心的愤懑，表达对现实和人生的关爱与同情，便成了周宪耀关注现实的人文视角。但是，与许多艺术家关注现实的表现方式不同，周宪耀对现实的观照，除了基于个人化的体验，还有对语言探索的兴趣。这使得周宪耀创作的绘画作品，不只是为我们留下了现实社会的时代图景，更为重要的是，铭刻了穿越这个时代的心理印痕。

周宪耀的近期作品主要分为两类：一类是关于日常事物，如室内凝固的静谧空间，如斑斓陈旧的桌椅板凳等；一类涉及人生处境，如一字排开的男女群像，如躺卧在荊棘密布中的孤独个体等。这两类作品看似题材不同，但在周宪耀具有强烈表现意味的语言统筹下，却彼此关联，有机地融为一体，均透出一股饱经风霜、形影相吊的意象。显然，这种苍凉感和孤独感，正是当代人的生存处境，也是当代人的群体表情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对于这种当代人的集体命运，周宪耀不是以宏大叙事加以概括，而是通过语言的抽象，投以个人化的艺术观照。这使得周宪耀的作品，剥离了现实表面的光怪陆离，更为深邃，也更具人性的温度。

毫无疑问，经过物质化的浸泡与商品化的冲击之后，当代人的生存空间早已经被异化，不再是原来的人与自然的单纯关系了，而是与各种现实利益和物质欲望纠缠在一起，变得越来越晦暗不明。因此，当代艺术才要批判现实，为的是洗涤污浊的现实，唤醒沉睡的人性。周宪耀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创作理念，他以一种极具戏谑性的表现语言，来揭示现实社会的掠影浮光，就像鲁迅用文学作品撕开伤疤一样，其实，恰恰是为了唤醒人的本质存在，让人们能够从中获得自我的警醒。

2023.8.15于北京通州